柬新社 金边，2026年9月13日

打击网络诈骗是一个全球性问题。跨境诈骗、人口贩运以及非法资金流动，都是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行动才能应对的全球性挑战。但问题在于：当“反电诈”被带入领土争端时，它是否被赋予了一层超越执法本身的政治含义？

当记者被带到一个所谓的“诈骗园区”时，他们不应该只问：“这里发生了什么？”还应该问：这片领土属于哪个国家？他们究竟站在哪个国家的领土上？

镜头展现了什么，又遗漏了什么？

9月7日，泰国当局带领东盟观察团队（AOT）成员以及泰国和国际媒体前往奥斯玛地区。代表团参观了泰方所称曾被用于网络诈骗活动的建筑，以及其他被作为犯罪活动证据展示的物品和设施。泰方借此向世界展示：这里曾是一个针对全球受害者实施诈骗的犯罪基地，而如今，这一地点被置于国际媒体的镜头之下。

柬埔寨新闻部部长宁帕达（Neth Pheaktra）随后要求泰方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：奥斯玛地区究竟属于谁的领土？将记者带入该地区，并不能据此确立主权；同样，以武力控制一片领土，也不能改变国际边界，更不能以“电诈”为借口，为侵占他国领土寻找合法性。

真正值得警惕的，恰恰是这场“参观”所构建的叙事顺序：军队首先控制现场，随后媒体被带入，最后所谓的“犯罪证据”被展示给外界。当犯罪现场、军事控制和媒体报道被纳入同一个叙事框架时，打击网络诈骗可能就不再只是单纯的犯罪预防和执法行动，而开始成为一种政治传播工具。

而记者，恰恰在这个过程中被卷了进去。

一旦镜头转向所谓的犯罪证据，观众首先看到的就不再是边界线，而是“电诈现场”；第一反应也不再是质疑领土争端，而是对诈骗犯罪的愤怒。这恰恰是这种叙事最有效的地方：领土争端暂时从镜头中消失了。

因此，更值得深入追问的问题是：谁决定了记者参观的路线？谁控制着这个地点？谁选择了接受采访的人？谁向记者解释该地区的历史和领土边界？记者所看到的一切，又有多少已经被提前选择、策划和框定？

记者或许并没有参与任何政治决策，但他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这一叙事的一部分。

因此，看似普通的一场“媒体参观”，其影响可能远远超出报道犯罪本身。它所传递的不仅仅是“这里发生了什么”，同时也在强化另一层信息：泰国就在这里；泰国正在宣示其存在；而全世界正在看着。

当记者成为“见证者”，当新闻画面开始为政治行动提供某种合法性时，我们是否应该进一步追问：记者究竟只是在记录他们被展示的内容，还是正在通过自己的镜头，帮助泰国塑造一种认知——即这个地点属于泰国领土？

打击诈骗需要的是合作，而不是武力

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这场“媒体参观”之外移开，审视国际社会实际上是如何打击跨境诈骗的，就会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。

9月10日，来自46个创始国、34个观摩国以及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中国连云港，参加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。该倡议建立在各国执法机构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上，旨在共同打击跨国电信诈骗，而不是以军事力量应对跨国犯罪。

柬埔寨采取的也是同样的路径。2025年7月至2026年8月31日期间，柬埔寨有关部门检查了832个涉嫌诈骗的地点，并对其中663个地点展开打击行动。据柬埔寨官员介绍，截至目前，已有约30万名外国人因涉及网络诈骗而被逮捕、驱逐出境或自行离开柬埔寨。

柬埔寨也在不断加强国际合作。9月23日至24日，金边将举办2026年国际打击网络诈骗大会（ICCOS-2026），来自各国政府、执法机构、国际组织及其他相关方的代表将出席会议，以加强国际合作和共同打击网络诈骗。

柬埔寨已经证明了其在本国领土上打击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能力。如果跨国犯罪可以通过国际合作解决，那么“反电诈”又为何要成为在柬埔寨领土上使用武力的理由？

当“反电诈”越过界限

这正是媒体必须保持警惕的原因。一个议题所具有的道德正当性越强，记者就越需要保持批判性的距离，审视叙事背后的权力关系。

柬泰边境局势既涉及打击跨境犯罪这一正当需求，也涉及复杂的边界与主权争议。这两个问题必须被明确区分：“反电诈”行动不能决定领土主权，媒体参观也不能取代国际法来决定领土归属。

真正令人担忧的是，当“反电诈”从一种执法措施演变成一种政治语言，并开始具备重新塑造公众对于领土主权认知的能力时，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。

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保证，自己永远不会成为类似理由的目标。如果今天“反电诈”可以被用来为在柬埔寨领土上使用武力进行辩护，那么明天，又有什么能够阻止另一个国家以其他理由采取类似行动？

任何国家，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

——文/柬埔寨国家通讯社（AKP）特约记者 宋姝君